6月15日星期三，南方周末第1114期最后截稿日，上午摄影记者柴春芽发回图片，下午我发回文稿。晚7点，我们正在牡丹江市的一家朝鲜饭馆门口吃晚饭，接到了新闻部副总监、头版编辑杨瑞春的口气沮丧的电话：彻底发不了了。
好的。可是采访手记还得写。我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之外，还要做应该做的事。
一、一个记者的判断
6月13日下午5时左右我们到达沙兰镇外的救援指挥部，到牡丹江市委宣传部部长唐、曹处登记，获得“采访资格”。当日在镇上采访至晚10点左右，回宁安市。14日早8点30出发，在宁安市殡仪馆和沙兰镇不间断采访，至晚11时回牡丹江。此前在11日下午及晚上，还有10个小时左右用于收集当地气象、水文和其它资料。
这一工作量，在当时条件下也算不少，因此我相信自己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另外我也相信这些信息的质量，因为我相信眼睛，多过相信耳朵。
主观判断不能写入新闻，但是可以在这里说出：
A、 我不认为当日的沙兰镇有什么山洪和泥石流。
新浪的新闻专题里有一家媒体制作的现场示意图，显示两股山洪从山上下来，这是错的。村民们说得很清楚，我也看得很清楚，来水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沙兰河。我们的出租车在6月14日打了680多块钱，除了在往来的公路上花了大约300多块钱之外，就是在沙兰镇转来转去，没看到任何其它方向来水的迹象。一个必须注意的客观事实是，山很远。常识是，水往低处流。哪里最低？河流和湖泊所在地最低。如果距离够远的话，山上下来的洪水一定会先汇入河流。
百度一下“泥石流”，第一条的解释是：泥石流是介于流水与滑坡之间的一种地质作用，典型的泥石流由悬浮着粗大固体碎屑物并富含粉砂及粘土的粘稠泥浆组成。
注意上面的“并”字，固体和泥沙都是必要条件。其实这是常识。黄河水一碗水半碗沙，可是黄河不能叫泥石流。
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有谁见过上述符合定义的物质，可以指正我。如果当地官员继续说这是泥石流灾害，请拿几块石头出来，航拍一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山洪和泥石流冲击沙兰镇的轨迹。
14日，我们两次试图去上游的王家村、和胜村以及和胜水库，但是道路阻断，至当晚仍不能通行，因此无法判断上游几个村的情况。我只能说，在上游，山洪和泥石流也许有，也许没有。可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点，对于沙兰镇本地来说，人们遭遇的东西简单明了，就是河水出槽。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山洪、泥石流和河水出槽，责任大小不同，这也是常识。
B、 规模与死亡人数严重不成比例。
洪水至沙兰镇，即水到中心桥，约在2点15分。按受访孩子所述时间平均计算，从水进教室，到涨至2米多高程即最高水位，大约用了10分钟。另外，中间还有水漫中心桥、出槽、顺路流至操场以及冲跨学校围墙的时间，无人见证，我模糊计为5分钟。也就是说，最高水位出现在2点30分。
3点多一点儿，赵南日等家长已经可以冲进校园，当时水位是至胸，不超过1米2。也就是说，洪水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退却了将近一半。
这是什么样的洪水？没错，它可以杀人，甚至再小一些也可以杀人，但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它的规模绝对不大。如果河道设施合理一点，既便洪水不能完全疏导，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杀死100多个孩子？
C、 河道设施不合理，学校成为蓄水池
由于当时无法到达上游的几个村，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游的河道设施是否有拦水、蓄水情况，不过沙兰镇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报道中已经写到，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10米左右，而下游的这处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5米。这座已被村民们称为“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跨，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正是下游的这座矮桥，起到了拦水坝的作用，使学校成为蓄水池
在报道中我写道，这是村民的判断。这是事实。在这里我可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记者的判断。
D、 我怀疑“200一遇的强降雨”的说法。
这一点我没有证据。同事徐彬在北京做了全天努力，联络气象专家，综合解析黑龙江省水文局局长董淑华的说法，以及我们查到的与之似有矛盾的中央气象台气象报告。专家们出言谨慎，分析无结果。
这种怀疑只是建立在对极小概率事件的不相信的基础之上。
当日当地的天气要形成董淑华局长所讲的状况，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
1、恰好发生了200一遇的强降雨；
2、恰好是罕见的局地强降雨，范围之小，躲过了由全国至少2600个的观测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导致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事前没有预报，事后没有记录。
3、恰好导致了100多人死亡，没出事儿的时候好像从来不会多少年一遇。
其他蹊跷之处，在同事在北京采写的稿件中已经叙述。
E、 死亡人数成疑。
我们和上海电视台的女记者闯进了宁安市殡仪馆的几间停尸间，查到24个孩子和4个成人，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每个金属冰柜放两个孩子，一颠一倒。
更多的冰柜放在殡仪馆的车库里，进不去，我们在窗外查数，视线里重叠的很多，查不清楚。
遇难者家属代表突然变卦，不再提供遇难者名单。
因此我还是没有证据。
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沙兰镇上的每个人都在说数字是假的，而且情绪强烈。还因为当地政府在灾难发生后头两天里公布数字时的表现。
每个人都看得出他们曾经试图隐瞒，这一点不用多说。作为以集纳有效信息为任务的记者，我必须判断他们的信用等级。
综上所述，对比官方说法，我认为沙兰镇灾难出现之前的核心事实是当地下层官员的疏忽冷漠，事后的核心事实则是当地官方整体上的谎言蒙蔽。
二、没有写入报道的信息
为了通过规避报社的风险，报道已经克制，没有写到的信息还有：
1、村民们说，宁安市委副书记李新平在6月11日上午9时被愤怒的村民追打，事情起因的两个版本分别是，A、李新平当着村民的面，用手机向牡丹市领导汇报工作，说到“没多大的事儿。”B、李新平受到村民责难，竟然说出“不就死几个人吗，多大的事儿啊？”
有超过30个村民说确有此事，有1个村民表示自己亲眼所见。强调一点，出于现实的继续采访的考虑，我们没有向当地有关部分及李新平本人求证此事。
2、一个当地官员告诉一个遇难者家属代表：“给你们20万你们要闹，给你们15万你们还是闹，那不如给你们15万。”善后处理小组对代表进行威逼利诱，几个代表被村民们指责为叛徒。就是在这天，6月14日，遇难者家属代表王、李答应向我们提供死难学生的完全名单，后突然变卦并躲避。
3、村民们向灾害专案组反映了镇上官员的贪污行为，其中主要是当初建学校的公款被侵吞。专案组的一个工作人员含糊地告诉我，“现在专案组主要在查一些比较深入的事儿，比没人接电话要深入。”我认为这与村民们反映的情况相关。
4、11日夜，部分遇难者家属在宁安市街道上阻拦汽车通行，以示抗议。
三、沙兰镇所见
洪水过后的沙兰镇，跟我们去过的一些灾难现场一样，痛苦和愤怒过后，人们的精神一片茫然。
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孩子往往是家庭存在的唯一理由，失去孩子，家庭在实质上就不复存在。现实一点儿说，人们期待老有所养，孩子没了怎么办？有些村民是中老年得子，再生已无可能，15万赔偿款够不够活下半辈子也是个问题。更常见的情景是，人们在最初几天的悲痛欲决之后，很快就转入到下一个试图寻仇的阶段，可是也只是说说而已，仇恨往往只能用来折磨自己。
到14日，失去孩子的父母仍旧悲伤不已，可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亲属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金钱利益上面，工心计算，溢于言表。这是灾难过后的典型场景，太熟悉了。我们生活在处处模仿现代西方的城市里，可是村民们的亲戚还是巴尔扎克时代的亲戚。一个死去孩子的叔叔先让我们帮他谋划如何向政府要更多的钱，接着说要帮我们一个大忙，蹭了一段儿车，然后就消失了。
我决不想诋毁任何人。我只是记录，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伦理亲情，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生态。
当然，更多的是纯粹的痛苦，报道中已有记述。
四、我们的经历
到处都是警察。13日晚和14日全天，我们被查了6次。14日晚11点，经过非常详细的检查，我们通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点，驶往牡丹江。15分钟后，被一辆追来的警车勒令停车，已经被仔细查过的司机被要求再次接受检查，并被带离我们的车。我怀疑警察是要向司机询问我们都采访了什么，马上跟了过去，警察把15分钟前检查过的程序一模一样重复了一遍之后，只好再次放行。警察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救灾物资外流，可是他们连后备箱都没查。警车随即掉头回驶，显然是专程来追我们的。
我要是不说我喜欢那个领头儿的警察，就有点儿不近人情了。我们言谈甚欢，两车交错时他们鸣笛以示友好。我们在车里哈哈大笑。
又一次笑早了。6月15日晚，禁令到。
6月16日下午，在牡丹江机场接到在沙兰镇认识的一位《中国经营报》记者的电话，说他在哈尔滨买不到当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报摊上的人告诉他，当地有人说，这几天不许卖南方周末。
又一只双层安全套。
就在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很热情，“我是沙兰这边儿的宣传组的，姓杨”，他说他们欢迎我们再去沙兰镇。
一次又一次，我们写了稿子，留在自己的电脑里，留在公共信箱里。那么多事情，过去就算了。这一次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不妨从采写技术的角度，做一点儿业务思考，跟同行交流。
业务交流，均勿误会。
在沙兰镇，我和同事无数次被村民们嘲讽：“光采访有什么用，采访完了不播，你们都不说真话！”当时我们曾经答应他们，尽量说真话。我们说，我们跟什么什么不一样，我们会尽力的。因此我现在写出这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当时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兰镇，希望我们都能问心无愧。
罗伯特.潘.沃伦有句诗说：上帝爱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爱这个世界，而今天我能爱这个世界一刻，区别仅仅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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